近日，发现了一篇文章《从“贵州大学105年校庆”看校领导的恶搞》，作者桂舟人，现转载。
从“贵州大学105年校庆”看校领导的恶搞
喧嚣一时的“贵州大学105年校庆”已经尘埃落定，那真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鞭炮齐鸣、人山人海，相当相当的热闹！真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震撼了耳鼓，制造了轰动效应。《贵州大学报》上，“百年校庆”捆绑“评建”也作了总结。不过，曲终人散，满地鸡毛，人们被闹晕了的头脑清醒了一点，特别是拜读校报上陈校长的长篇大论和“百年校史”的有关材料之后，不但“被人忽悠”的感觉油然而生，还发现这场闹剧不过是陈校长的又一番恶搞。
“恶搞”在文艺界已经司空见惯，并让观众波澜不惊甚至麻木不仁。但人们不禁会问：大学也会恶搞吗？何况“贵大百年校庆”是由省、厅级校领导研究操办的，又向职能部门申报过；当局还严重警告属下子民：“谁砸贵大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对贵州大学如此郑重其事的新鲜事，人们不得不较一回真，以辨明它确是一场花样翻新的恶搞。
“恶搞”1 ：“教育史”变“校史”
一所学校的“校史”，当然不过是研究、阐释这所学校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一种表达。在历史的长河里，“时间”的坐标无疑是连续的，从无间断的。人类活动的“空间”，以及参与历史发展的“主体”则是具体的，不连续的。这是基本知识。
人们看到，写手、枪手稍微偷换概念，就把严肃的“贵州现代教育史”变成了“贵州大学校史”。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而事实是，在奉旨建立“贵州大学堂”后的105年时间段里，使用“贵州”、“大学”、“学院”名号的现代高等院校共有10所之多。无论从哲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上说，它们都是具体的、独立的实体，是“不连续”的存在和发展。它们的分、合、发展清清楚楚是贵州教育史，而不是贵大校史。
“恶搞”2：“诞漫之说胜，而名实之事丧”
先秦诸子早已阐明：“名者，实之宾也”（《庄子》）；“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墨子》）；“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管子》）；“循名而责实”（《韩非子》）；……，等等。名实之辨从来就是一个大问题。
后来的韩愈、柳宗元又从反面说清了名实不符、言过其实的后果：“诞漫之说胜，而名实之事丧”；“求其名而不责其实”则“名存实亡，失其所业”。如今贵大校领导硬给自己戴上“105年名校”的“冠冕”，未见得便能“堂皇”起来，“和谐”下去，恐怕反倒会“名存实亡，失其所业”呢。何故？上级领导和基层教职工以至学子及其家长，都不是弱智，他们都知道古人有云：“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的论断确有道理，在建设号称“211工程”的新贵州大学时应该也是正确的、有效的。谁能保证校级的恶搞高手永远官运亨通，而民意永远不能上达、永远无人站出来问责呢？
恶搞3：我们的“血脉”究竟同谁“相承”？
人类历史是革故鼎新、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历史，“发展”是建立在“质变”（含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和“扬弃”基础之上的；“继承”行为必须发生在真实的历史主体之间，一般说来，它们还在时间及内涵上具有直接的、本质的联系；否则所谓的“继承”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假命题、假议题”。
105年内的沧桑剧变，就学校而言经历了多少质变？校领导承认的前后10校间，它们在时间、空间上都是独立的主体，其间存在多少个真实的“继承”关系？？凭什么在“105年校庆”活动中宣布这些学校间都“血脉相承了”？？就因为它们都是“奉旨”、“地方官员主导”吗？这只能说“官本位”是在“血脉相承”，跟办学理念、办学实践没有“血脉”关系。
校领导中有人要自认与爱新觉罗或叶赫那拉氏“血脉相承”那是他自己的事；硬要把和谐社会里由国家三部委批准进入“211工程”不到三年的新贵州大学恶搞成同晚清王朝的学校“血脉相承”，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试想，如果把CCTV《童言无忌》节目里的三岁童星，戴上花翎、穿上補褂、佩上马蹄袖，出场自报家门：“老朽年已一百有五”会是何等荒诞！！再试想，如果陈叔平有个三岁的孙子，陈校长却突然向世人广发万余份邀请，宣布：要以陈叔平祖父的年龄为准来定该小孩的年龄，并以陈叔平祖父的年龄来举办陈叔平孙儿的“百年寿庆”，会是何等荒诞！！然而，事情居然就这样发生了，恶搞的推手不就是喜好这一口吗！？
CCTV的观众常看到政客、奸商操弄“假议题”、“假优惠”的花招，想进211大学的人们必须同此辈及其手法划清界线，不要再被忽悠了；善良的人们更不能买了拐、搭上表、还去买车了；痛定思痛，还是咨询一下范伟的反忽悠热线吧。
恶搞4：是“百年名校”还是“皇帝的新衣”、“潘多拉魔盒”？
按先贤“循名而责实”的原则来看当年的《贵州大学堂》，它虽不失为贵州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点，如果严肃认真的去解读它，无论学子、学者、学官，应该都会有所借鉴和教益。然而人们不得不客观而遗憾的说，它不是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操弄它的“百年寿庆”对现实的211办学没有什么价值；何况在贵州真实的历史中它仅仅实际存在过几年。
不信请看，贵大校报刊载刘鸿庥副省长的祝辞就明确的说，它只是“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贵州大学堂”。而依据晚清贵州教育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是当事人、见证人——贵州巡抚林绍年向清廷的奏折，（学术专著《贵州教育史》132页称“清末对贵州教育贡献最大的地方官是林绍年”），被贵大校领导奉为开山祖的《贵州大学堂》是“高懸高等之名，而无高等之实”；林绍年还大动刀斧，将“贵州大学”的开山祖“多次降格，改为‘贵州高等学堂’、‘高等预备科’，最后改为贵州简易师范学堂。”（见同书158页）。客观的看，这出自当时贵州的封疆大吏上奏朝廷的奏折，（注：谅他不敢犯欺君之罪），其评估结论的权威性、可采信性超过了百年后的刘副省长。若想追究历史责任，这个林绍年并无蓄意干扰破坏“百年名校校庆”、“砸贵大牌子”的主观故意和实际可能，且其本人故世多年，也无法“砸他的饭碗”了。公正的看，林绍年还真是个求真务实、对贵州教育作过突出贡献的地方官。
其实，“百年校庆”期间据贵大“校史办”提供刊发的《贵州大学堂的成立》等资料，已经清楚的说明早在林绍年来黔之前，奉旨筹办的《贵州大学堂》原本就是“其备斋、正斋，即隐寓小学堂、中学堂之规制”；而林绍年的“评估”是在林接任巡抚后接连上奏的，也就是在有名无实的《大学堂》成立后的三年左右；意在对贵州教育格局做出调整和重新部署。联想今年贵大的“预评估”的可悲结果正是陈叔平主政三年的“政绩”。啊呀，两个三年，两个“评估”，人们不禁要感叹历史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
总之，“百年名校”不过是“皇帝的新衣”罢了。贵大校领导欣然穿上它着实潇洒风光了一回；可叹又可惜，“不懂政治”又“无知者无畏”的退休老顽童们却在大庭广众中喊出了声，大大煞了恶搞出来的“大好形势”的风景。如果将“校史办”文章改一个字，童言无忌的老实人们与所谓“百年名校”的确“可谓冇些缘分”，这就既符合历史也符合现实了。王安石有云：“君子恶名之溢于实”，省、厅级领导就怪罪不得退休的老顽童们了。
不止于此，老顽童们还要大喊一声，伪劣的“百年名校”是“潘多拉魔盒”！！它专门在教育界不讲政治、不守纪律、制造对立、破坏团结和谐。君不见，号称远东第一中学的“贵阳一中”已经抢在“贵州大学”之前名正言顺的“认祖归宗”了；或迟或早，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师专”、“师大”也有百分百的理由赶来“认祖归宗”的——而且他们才真正是《贵州大学堂》“血缘相承”的嫡亲真传子弟。
唉，都怪林绍年惹的祸！谁让恶搞推手漏出那么多《大学堂》其实是所中、小学和简易师范的“钢鞭材料”呢！总归是尽管精心策划了却仍然没有组织好吧，接着该看校领导要砸下面谁人的饭碗了。
顺便想指出，是否“名校”与学校是否具有悠久历史并无必然联系。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创办不过五年就进入了世界名校的行列，至今，在纳米材料等多个学术领域领先，靠的绝不是什么“校史”、“校庆”、“血脉”、“文脉”的自我炒作。
恶搞5：“百年名校”误导新老校友、企业家同吃“下蛋公鸡肉”
对于人的呱呱坠地，从来就有悲观、乐观两种解读方式，多数人自然都是乐观派。胸襟有悲悯情怀的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生日当作“母难”来加以纪念，而且通常是采取被动姿态，由晚辈来操办的，其核心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对新生命的礼赞，而物质利益是极其次要的，不过是亲情血谊的物质载体。但是，社会变迁、人心不古，物质利益日渐改变了“生日”的本原，金钱成了主要甚至唯一；在官场、商场和世俗交往中特别突出。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等学府办学是不能缺钱的，但是要钱应当堂堂正正、取之有道，高校应当依靠自身的学术、科技实力和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来获取政府、社会、市场的支持。清华大学靠开发小卫星的能力在港澳集资过亿元，北大靠方正技术、生化技术、学术成就创造世界名校的地位就是榜样。
“校庆”不能抵御物质利益的侵蚀，本来就是高等教育的悲哀，靠伪劣的“百年名校”相招徕，靠“皇帝的新衣”包装来壮胆提气，是更大的悲哀。通观校报对“百年校庆”的报导，看到的是一场场的捐赠活动和制造出的热闹压倒了学术交流和研讨以及科技实力的展示。人们看到，“百年庆典”成了“抓钱爪”，无辜的“校史办”成了白手套；“百年名校”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恶搞推手们何时方能格调高一些呢？
说到“百年庆典”的热闹，如果笑星宋丹丹莅临现场，多半会大呼“有才，你真有才！”而“kiss”“百年校庆”发明人几口的。笑星牛群从存心炒作别人到被赵本山忽悠，误吃一口“下蛋公鸡”肉，几大叠“数数”就换了主人，还大呼“值，真值！”这提醒我们，一定要看看“百年名校”哪年才能晋级“公鸡里的战斗机”并下出蛋来，好去回报掏钱1300多万的大大小小的牛群，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喊一声：“值，真值！”。
在此老小孩和小小孩们还要衷心感谢CCTV的教化之功，不但让老小孩日渐老化、僵化的头脑有了活跃的思维，也让隔着“代沟”的几辈人擦亮眼睛一起来辨识现实生活里的恶搞。
恶搞6：“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对于恶搞，我们多少做了一点“询事考言，循名责实”（王安石语）的努力；发现恶搞的本质是极端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师徒为了“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兑现价值”、“有报酬”、“有效用”，优良传统可以颠覆，政策精神可以歪曲，事实可以否认，协议可以推翻，大话尽管多说，实事可以不做，档案可以修改，史实可以掩盖，历史可以杜撰，…..，唯有名、利、权是万万不肯放松的。胡适博士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尽了杜撰历史的奥妙。当下把贵州大学“校史”硬上延到105年的种种操作，已经颇得胡博士真传，而事实真相如何，在此不用重复赘述了。
忠于史实，秉笔直书，不阿权贵，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史学工作范例。比照贵大校方公布的“校史”及校领导讲话，则与优良传统相去甚远，而其采取的实用主义手法例证还可补述一二。
·既然确认进入211的2005-09-08是贵州大学校庆日，它虚岁三岁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竟宣称它是“建校105年”老校，举办了“105年校庆”。即使用“强词夺理”再加“信口雌黄”也难以描述其实用主义手法的恶劣程度。
·校方承认的10个院校实体，不论用多少种说法，诸如“始建”、“设立”、“并入”、“合并”、“组建”、“共建”等去描述，无非硬栽上“血脉相承”关系（注：鉴于“血脉”说之无稽，近来已纷纷改口搞起“文脉”来了）；好编造那则“《贵州大学堂》＝《贵州大学》并且生存了105年”的神话。
实际上，10院校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和生存时间是具体客观的。它们的鼎革、存亡不容随意修饰，历史不容杜撰。尊重历史也就是尊重自己；看来恶搞推手对此是不懂得的。
·出于功利的需要，关于“校史”的陈述中，对于其它学校从时间坐标上消失是唯恐描述不详细；唯独对那所“高懸高等之名，而无高等之实”的《贵州大学堂》“不利”的史实却刻意的“为尊亲者讳”，干脆“将真事隐去”了，这是何苦来哉！至于对自认是其嫡传的《贵州大学》的相关资料做得更是精心。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贵州大学、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校名之后不久的全国院系调整中，“贵州大学”也曾消失分拆过，在“大跃进”时才复建，对此是任意掩饰、只字不提。
何故？“始祖”即非“大学”，“嫡亲”又曾“撤并”，历史这个小姑娘自己虽然不说话，虽然有人一旦权在手就想去“打扮”她，但她真实无言的客观存在已经直接威胁甚至推翻了围绕“105年名牌大学”所有的恶搞。
校方那些淆乱名实的做法其实只能表明当局既缺乏直面历史的态度，也缺乏求实、务本、奋进的勇气，更缺乏统领三大校区、六、七万师生员工建成211大学的执政能力。所谓辉煌校史带来了“认同感”、“竞争力”、“战斗力”的说法其实是校方在自娱自慰，对内没有多少说服力，对外还会有几个“回头客”呢？恶搞这种花活，校领导想实现“外树形象，内聚人心”目标，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恶搞的终结：实事求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恶搞肆虐的地方必定差错多，失误多，事故多，隐患多，纠纷多，假话多，怪话多，大话多，怨气多，牢骚多；缺少的，一是“和谐”，二是“发展”。这种局面，三、四年来在新贵州大学的几个校园里人们听到、看到、亲身承受到的难道还少吗！？
作为退休的老顽童，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让我们放声大喊一次：实事求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本文作者：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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